他是带着大红花走的，又带着大红花来。
不说话时一副憨厚相，一张嘴就被误会是南蛮子。
其实，长大了才知道他不过是“西乡”人，抗美援朝扛过枪，战场上给美军黑人肉搏过的“大汉”。
记得一次出红薯歇脚时，我们一帮小孩子簇拥着他讲阿玛尼的故事。他说美国鬼子飞机贴着树梢扔炸弹，轰隆隆，村子一片火海。有次他出去侦察，一个阿玛尼给带着路，问他男人，他说男的当兵都上战场去了，孩子也被美国飞机给炸死了，大概就和你们年纪差不多吧。
“害怕不？”他一说，给我们吓得个个扮鬼脸。
东元个子高，宽洋槐木扁担挑副大箩筐，一担红薯挑150多斤。我见他总是穿着那双钉着胶皮掌的黑布鞋，因为他曾一脚踢死个半大猪。那时他是生产队长，看到麦地里有猪啃庄稼就去撵，谁知猪东拐西拐不肯离去，被他一脚撂出好几米一命呜呼。为此好给拐儿里霞姑家道歉。
“这人正直、厚道，心眼不歪！”生产队里人都这样评价他。他生产队长干了好几年，直到后来一次什么运动被上级给“抹”了。
赶着乡亲我跟东元叫哥，听奶奶说他倒插门过来。东元嫂原来的男人伤了，还留了个孩子。他原来在镇南的炼铁厂工作，老家是“西乡”的。炼铁厂下马时经人撮合，他便落户过来。
后来我学校毕业在外工作，有年春节回家碰到了他，拉了好长时间家常。
“听说你干得不错，还是单位领导哩！人呐！要好好干事儿，不要贪便宜，知足常乐！”他嘱咐我。
“东元哥，你人品不赖，都是夸你，向你学习啊！”我敬佩地回答。
“哎，多少人都死在战场上了，我当年突围时，黑压压美国兵围了上来，子弹打光了，我抱着一个鬼子滚下山去，要不是摸住一块石头把那个家伙脑袋砸烂，我还会在这儿！你知道不？那是个黑人，五大三粗啊！”他绘声绘色地说，依旧带着蛮蛮的外地口音儿。
记得有次他在县医院治病，我问讯去看他。寒暄间，问他是否是志愿军180师的，他呼地从床上坐起来，诧异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?”
“县里平反冤家错案，我到你的家乡外调，说你是那个部队的”，我笑着给他说。
“哎！多少人都死了，我们连只出来8个人哪，知足了，活着就不赖哩！想啥嘞！”他叹而感伤。
前几年老家有人来办事，我问东元哥过得怎么样，他们说也算过得去，转业军人月月有补助，孩子的事也办完了，只是身体不太好。后来说他“走”了，家里人翻出来好多抗美援朝奖章、荣誉什么的。从来没听他说过。
昨晚，突然在一个村子见他，还是那般模样。我说：“东元哥，我请你吃顿饭吧！”
“兄弟，我还有很多事没办哩！省了吧！”
